在研究所，我是個異類。

我每天遲到早退，工位上摸魚睡覺，但全所上下都習以為常。

因為那些老大難項目，只有我能搞定。

直到新來的副所長魏紅英空降。

她說我態(tài)度不端，把我應得的八萬獎金，全給了許文杰。

那個每天準時打卡、卻連代碼都寫不利索的“全勤標兵”。

辦公室里，魏紅英拍著我肩膀說：“年輕人，要腳踏實地。”

見我不服，她變本加厲。

大會小會點名批評，最后讓我當眾念三千字檢討。

就在她話音落下的那一刻，我掏出了早已準備好的“檢討”——一封辭職信。

她不知道，三個月前就有頭部公司挖我，年薪七位數，獨立實驗室。

念著老所長柳惠君和我母親的交情，以及當初許諾的自由，我沒回應那次挖角。

現在自由沒了，那我自然是要奔向七位數年薪了。

下午三點，我才晃悠著走進研究所的大門。

口袋里裝著剛寫滿推演公式的草稿紙，腦子里還在嗡嗡地回響著數據流。

困擾整個項目組兩周的算法瓶頸，終于被我在家里的書房里一舉攻克了。